湖北农民工求职被拒起诉企业，反歧视不能单靠个人

文丨徐媛

近日，湖北十堰市45岁村民刘红堂，在求职路上遭遇颇多不顺。先是在江苏常州求职时被拒，后来又在南京被两家国企拒收，在扬州也遭遇了同样的“闭门羹”，理由都是公司“暂时不要湖北人”。

屡屡碰壁后，刘红堂无奈返乡。他将求职的经过发到网上，引起了爱心人士的注意。在他人的帮助下，刘红堂起诉了之前放自己鸽子的常州二建，希望该公司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他精神抚慰金一万元。

刘红堂资料图 。图片来源：大白新闻

刘红堂的遭遇引发了很多湖北网友的共鸣，他们的经历大抵相似。虽然现在湖北人恢复了出行的自由，但哪怕他们持有健康码，并自费做了病毒抗体检测，仍很难打消部分用人单位对其地域身份的顾虑。有的因身份证“42”开头，被公司无理解雇；有的湖北籍员工迟迟不能复工返岗；有的企业看到湖北人应聘就一刀切拒绝……很多湖北网友留言表示，来外地晃荡一个多月了，工作依然没有着落。

这些湖北人的处境让人堪忧。疫情期间，他们的生计被切断，在家焦虑万分。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过去，城市解封，出来讨生活却处处受阻。“湖北人”三个字就像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屏障，将他们硬生生地阻隔在求职路上。没有收入来源，又没有其他救济的话，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像刘红堂这样本就窘迫的家庭，要如何度过这种心急如焚的日子？

之前，有专家指出，盲目排挤湖北人，并非发生在一城一池，全国多地都在上演。如果不加以干预，很可能诱发就业市场上的次生灾害。国家层面也早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接连出台政策引导。

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强调“三个不得”，包括不得发布拒绝招录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的招聘信息，不得以来自疫情严重地区为由拒绝招用相关人员、解除劳动合同等。

4月24日，最高法印发指导意见，明确严禁歧视湖北籍劳动者，坚决依法纠正个别单位拒绝招录、无故辞退湖北籍劳动者等就业歧视行为，强调“以来自湖北等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国家三令五申之下，用人单位可能不敢明目张胆地与湖北籍劳动者解除合同，但他们还是会在招聘环节暗设关卡，想法设法地将湖北人拒之门外，连面试的机会都不会给。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又要如何维权呢？

如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遭遇歧视后，还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像刘红堂这种连劳动关系都来不及建立的情况，只能以侵害平等就业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这还是在他具有一定法律意识，并持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

可是，诉讼是有成本的，这些求职者本就囊中羞涩，日日为生计问题发愁，哪来的钱打官司呢？若不较真，不打官司，他们只能忍气吐声、打道回府，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

就业地域歧视的发生，当然也有一些现实原因。对于企业来讲，难免会有顾虑，如果招的员工中出现病例导致企业被“停摆”，那损失就非常惨重，为了最大可能降低风险，就对湖北籍的搞一刀切。这样的顾虑可以理解，但显然并不理性，也有违科学。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增加核酸检测等环节，最大化地排除风险。

4月26日，人社部等三部门再次发文，要求各地行政部门快速受理、及时处置针对湖北籍劳动者就业歧视的举报投诉，责令用人单位改正，拒不改正或违法情节严重的依法处理。但考虑到地域歧视缺乏清晰的判定标准和惩罚措施，行政部门的执法可能会陷入之前的困境，有心无力，对违规企业的约束力度极为有限。

就此而言，刘红堂这起案件，还挺有典型意义。他说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也是为湖北人群体讨一个公道。虽然他的输赢短时间内未必能影响湖北人就业的现实，但是这种案件会如何判，还是具有风向标意义。如果最终企业要为这样的行为付出一定代价的话，对更多企业可能具有警钟意义。

而在个案之外，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地方具体执法上，都亟需完善反就业地域歧视方面的相关细则，对歧视行为的判定标准、举证责任和惩罚措施等方面，予以明确的规定，增强对就业歧视的规则压力，让用人单位不敢再任性乱来，让湖北人能够公平地就业，安心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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