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广为人知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从中发现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作“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一个自称“怀疑主义者”的西方记者的发现，并不是偶然的。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的是官僚腐败、民不聊生，而在延安红军将士身上看到的是艰苦朴素、夙夜在公。正是通过这种显在的作风，他发掘到了沉潜其中的“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言败的不屈不挠精神”“一种‘天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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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支配“延安作风”的这种“思想”和“天命”，就是被共产党人视为命脉和灵魂的信仰。
“东方魔力”既是革命前辈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足以引领中国前行的时代标杆。
如今，时代环境变了，人的观念变了。面对新形势下的“四种危险”“四大考验”，置身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转型社会，怎样避免因走得太快、太远而忘记“出发的原点”？“东方魔力”能不能持续传承？“兴国之光”会不会黯淡、泯灭？一句话，如何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弘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这是时代给共产党人提出而又必须回答的一个严峻课题，也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
二
泰戈尔说过，信仰是个报晓的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
当人类仰望星空、憧憬未来、思考人生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信仰决定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信仰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起草于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这行文字，在今天看来似乎平淡无奇，而当年惊现于黑暗的历史天幕，恰似闪电雷鸣，风云激荡。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
信仰与作风从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信仰”是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那么，“作风”则是这种“信服和尊崇”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风格。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其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形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党的优良作风，则是共产党人崇高信仰的生动体现。
在“主义”的碰撞和交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信仰科学的真理，而且能够以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同甘共苦、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作风，去躬行自己的信仰。
“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句话生动反映了崇高信仰对我们共产党人的巨大激励和鞭策作用。一个最初只有50多人的小党，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最终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完成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的精神洗礼。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怀抱各种主义和信仰的政党，似乎都相信自己拥有未来，为什么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历史的镜鉴，就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启迪。
共产党人的这种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作风，是震古烁今的人间正道，是无往不胜的精神密码。
崇高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永恒追求，弘扬优良作风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终身课题和迫切需要。
处在社会转型期和深刻变革中的中国，尤其需要强化对信仰的忠诚守望；置身于各种考验的共产党人，尤其需要强化对优良作风的传承弘扬。
三
信仰的火焰，烛照出作风的映象；作风的本色，折射出信仰的底色。
信仰与作风是“修于内”与“形于外”的辩证统一，是“真理力量”与“品格力量”的有机结合，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完美对接。
坚定信仰，给共产党人以正气和风骨；优良作风，又是实现信仰不可缺少的途径和保障。
当年，甘祖昌辞掉领导职务，回到家乡当农民；杨善洲不进省城安享晚年，而是扎根深山办林场。如今，兰辉用一生走遍了故乡的山和路，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里……正是因为有像甘祖昌、杨善洲、兰辉这样信仰坚定、作风纯正的共产党人作标杆，我们党能够在革命战争年代铸起“铜墙铁壁”，又能够在和平时期筑起“民心长城”，书写了让世界瞩目的“中国震撼”。
信仰是作风的源头，决定作风之河的水质；信仰是作风的河床，左右作风之河的流向。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两个务必”的历史回音仍萦绕在耳，改进作风的文件措施也没少出台，但为什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还有市场？为什么有的党员干部对不正之风还是乐此不疲？
一般认为，形式主义的背后是政绩观的错位，官僚主义的背后是权力观的扭曲，享乐主义的背后是革命意志的衰退，奢靡之风的背后是思想的堕落。倘若追根溯源，“四风”的总根子还是信仰这个“总开关”“总阀门”出了故障。
一位落马的贪官在其忏悔录中写道：“信仰的堤坝一旦溃决，牢房的铁门便会打开……”
梳理刘志军、王守业等违法犯罪的案例就会发现，这些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开始也许具有较高的“才”“德”，但当信仰信念迷茫、精神追求堕落之后，违法乱纪、为所欲为也就不可避免。
“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和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信仰在哪里缺失，哪里就要出问题；信仰的杂质有多少，出现的问题就会有多少。可以说，没有信仰的航标，速度越快离终点越远；没有信仰的支撑，精神世界就会坍塌。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习总书记的这一深刻剖析，形象生动，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志正则众邪不生”。作风上的问题绝不是小事。党的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关乎人心向背，关乎事业成败。抓住了信仰，纠治“四风”就找到了源头、抓住了根本。不从思想源头上根治，“四风”顽症即使一时有所好转，也会故态复萌。
四
今天，信仰的话题为何变得沉甸甸？
国力衰微、积贫积弱的时候，人们在寻找信仰；国力增强、兴旺发达的时候，人们在为坚守信仰殚精竭虑。
其实，这也符合信仰运行的规律：从信仰确立到信仰传播，从信仰迷茫到信仰重塑，信仰存在的时空形态就是“在路上”。
信仰永远是动态的。
“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
——在拜金、拜物观念侵蚀之下，信仰如何不缺失？
我们曾有过重义轻利的迷惘，也出现重利轻义的问题。一些人心为物役，无休无止地一味索取，斤斤计较于一己之私。然而，物欲越多，心灵的沟壑越深；私利越多，心灵的负载越重。
卢梭说：“人制造了自己的欲望，继而成为欲望的奴隶。”金钱没有牙齿，却能吞噬人的灵魂；没有双手，却能把人拽入泥潭。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信仰的根基必然被物欲冲毁。
当然，坚守信仰并不排斥物质利益。“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我们反对的是信仰的被物化。共产党人也有个人的正当利益，但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当个人利益与人民福祉发生矛盾，牺牲奉献就是唯一选择。
信仰如金，惟有淘尽物欲的杂质，才会愈发耀眼。
“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搞好，党的事业才能顺利推进，并非腰包鼓了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共同的理想追求，没有良好的党风民风，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
——在多元、多变思想冲击之下，信仰如何不动摇？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也给崇高信仰的坚守和优良作风的传承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同志在多元中迷失了方向，在多样中动摇了立场，在多变中丧失了原则，理想信念在“风”中摇摆、飘荡。
“道不欲杂”。对共产党人来说，社会思想的多样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并不意味着信仰的放任自流，更不等于信仰可以有多种选项。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都是一元的，这是人类社会自阶级产生以来一直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和普遍规律。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统一的信仰导向，或者信仰导向乏力，人们在思想上就会失去“主心骨”，从而导致社会运转无序、混乱。尽管西方有些国家天天鼓吹多元价值观，但考量他们信奉的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无一不是一元的。
美妙的音符只有统一于共同的主旋律，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价值追求越是杂乱多样，越要强调核心价值观主导；社会意识越是复杂多变，越要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
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扬主流，这就是多元时代共产党人的坚定选择。
－－面对精神空虚的迷信现象，信仰如何不扭曲？
信仰虚无、理想淡漠，荒诞不经、乌七八糟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勿庸讳言，确有一些党员干部精神空虚，把共产主义视为虚无缥缈的幻想，“不信马列信上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到头来“其信也妄焉，其倒也必焉”，这怎能不令人警醒？
如果说，“信仰高地”托起忠诚和奉献，那么，“信仰洼地”必然滋生“鬼神”和“大师”。作为社会意识的“纲”和“魂”，我们的政治信仰一旦被解构或颠覆，不仅会对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还会对社会思想和人的心灵造成“失魂落魄”的灾难性后果。
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改造世界，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把心思用于党和人民的宏伟事业，才能让形形色色的“鬼神”“大师”无处安身。
没有经过风浪考验的信仰是苍白的，没有经过实践淬火的信仰是虚弱的。
信仰的坚守，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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