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鸽：如果真的有强奸 我的儿子会说实话的

　梦鸽坐在花布长沙发的正中央，腰背挺直，两拳撑在沙发上，深色开衫白色长裤，一条鲜艳的丝巾垂到膝盖，在舞台上高高盘起的头发披散下来，乌黑油亮，随身必备的墨镜就放在手边，好像随时就戴上走出去似的。

　　过去半年间，这是她屏蔽外界唯一的武器，现在，她打算摘下这个武器。

　　“今天不说教育，只说案情”

　　“我累了，接受采访、说话，比唱歌累。”梦鸽拿起一块饼干。此时已是晚上8点，她说这是她从上午起吃的唯一的食物，这让人不免心生怜意。

　　但她始终声音洪亮，不仅铿锵有韵，而且说起话就像一挺机关枪，“采访什么，你的主题是什么？”她谨慎地问。回答过程中，她偶尔会瞥向坐在一旁的法律顾问兰和，通过后者的表情判断自己的回答是否得体。

　　不过，她其实不想知道媒体的采访目的。当《中国新闻周刊》提出想了解下她儿子的教育历程和交友情况时，她抬起胳膊用力地摆了下手：“今天不说教育，只说案情。”

　　兰和表示赞同：“就谈事实和细节，不要作评述性表达。”

　　“我既是我儿子的监护人，又是案件的证人，我们既要还原真相，也要得到社会人的同情和支持，不要激化矛盾。”她挺直身子，语调平缓，但又透出一股不允许打断的力量，“不要让人们觉得我们指责谁，抗议谁，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同情者。”

　　她的陈述便在这个基调下展开，虽然其中很多细节已经以其他方式向媒体透露过了：儿子从海南的全家假期中独自回京，是为了赴朋友聚会的邀请；酒吧服务员张某早与儿子认识，多次邀请儿子光顾酒吧；两天后，李家司机和李双江陆续接到短信和电话，对方称：你儿子为首参与轮奸，希望用钱摆平此事，否则走法律程序和相关媒体。

　　梦鸽说，他们第一时间给儿子打了电话，得到的回复是：没有那回事，他们是讹诈。因此，梦鸽说，他们并没有理会这些短信。

　　梦鸽的另一证据是，“如果真的有强奸，我的儿子会说实话的，会想办法让我们保护他，不会等着被抓。”她还举了其他证据：其他几个嫌疑人中，还有家在外地的，如果事情属实，应该赶快回家，怎么还会在北京等着被抓？有一个嫌疑人当天回家就对父亲承认了嫖娼的事实，还强调给了嫖资。

　　她觉得这件事从头至尾是个阴谋，因为只有李家收到了要求摆平事件的短信，其他人家没有。“冲着我们家来的，目的性很强。”

　　接下来是更多细节：酒吧内积极劝酒，动作色诱，协商出台。“那个人(杨某某)并没喝醉，从监控里看，从酒吧出来后穿着高跟鞋行动自如的。”

　　“网上的也能信吗？那都是乱说的”

　　尽管梦鸽没有谈及，但她明显在这半年间努力掌握了很多法律术语。

　　“我是监护人，监护人就是父母。”

　　“我旁听过提审，提审时用的都是闭合式问题，专业上这叫诱供，这你懂吗？”

　　“几次提审都时间太长，孩子睡不了觉，这也是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

　　不可否认，由于强奸案取证具有特殊困难，现场还原不易，以及本案中涉及的诸多案外因素，的确使案情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以至于著名律师陈有西公开声援梦鸽，认为存在案中案，并指出侦查审判过程中的诸多漏洞。

　　明眼人很容易发现，事件曝光后的半年间，几乎所有事务都是梦鸽一人出面完成的，从聘用律师，到旁听提审，到出席庭审，以及最终不得不摘下墨镜面对媒体。她那更有名、级别也更高的丈夫始终没有出现。有传言说他病了，但梦鸽表示，这个内容也不在本次谈话讨论的范围之内。

　　李双江隐身并不能阻止他的名字频繁地登上报端，“名人之后”注定成为此次事件无法抹去的标签。

　　“李双江之子李某某涉嫌轮奸”；“李某某他妈的要求高，律师不干了”；“与李某某一起其他四人为高官子弟”；“李某某已经成年”？???直到律师发布声明，保留对直接透露未成年嫌疑人姓名和照片的媒体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后，类似的标题才开始减少。“我们从事件之初就处于舆论审判中，”梦鸽说，“看起来我们是强势，其实我们一直都处于弱势。”

　　梦鸽指着一张网络照片说：你看，这曝光了我儿子的身份。

　　兰和在一旁劝道：现在就不要抓小放大了。

　　梦鸽坚持说：“保护孩子，从点滴做起，得符合法律啊！”

　　只要说起儿子，她的声音顿时变温柔了。

　　为了证明儿子是个“善良忠义”的孩子，她展示了儿子从小到大的学习情况、获奖证书，班主任老师的评语。

　　“李某某模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富有爱心，团结同学，在同学中威望高，是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他12岁的班主任写道。

　　“但是也有人在网上曝料说，他‘飞扬跋扈、爱使用暴力’。”《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道。

　　“网上的也能信吗？那都是乱说的。”梦鸽回应。她的表情在表示，她既不喜欢、也不赞同这样的评论。

　　兰和打断了谈话，“你不该再问了，要陈述案情。”

　　梦鸽的语调转换回了机关枪模式，“我相信证据，相信事实，儿子没有殴打，没有暴力”。

　　她说，此前一直没有与媒体见面，一是在期待司法公正能为儿子“洗清罪名”，二是囿于特殊身份的不便。但直到庭审第二天，其余四位被告人的律师均为各自的当事人做罪轻辩护，承认“有错”，只有儿子一个人说“没有打人”，“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承认‘有错’和‘认罪’是不一样的。”梦鸽强调。

　　“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吃完了一块饼干，她又拿了一块，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饿了。”

　　不能打断她的话。也不能随便发问。梦鸽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继续讲述着儿子案情的过程，仿佛运足了气以便完成乐曲的华彩部分。

　　“提审第一天，我们就向警方举报了对方涉嫌卖淫并敲诈勒索的行为，但没有得到回复，一直等到8月，才选择向媒体公布。我们不是在垂死挣扎的时候报案，之前不说话也不是因为没证据，而是因为没得到回复和结果。”

　　近30年前，她还是一个从湖北小城来的独闯京城的北漂，一文不名，似乎也是靠着这样一口气，她终于完成了人生的飞跃，进了中国音乐学院、国家级文工团，登上了春晚舞台，成为青年歌唱家，到处开演唱会。

　　但她一直很低调，只和李双江一起接受过两三次访问。谈及家庭生活时，李双江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一看情势不对，我就躲，我就走了。”采访中，梦鸽始终称呼李双江为“老同志”“老李同志”“李老师”“李教授”。

　　直到今年6月底，《李某某他妈的要求高 律师不干了》的报道，使她第一次正式进入舆论旋涡。之后，她与几任律师闹翻，去国家公安部上访，都成为报纸的大标题。

　　“这些都是媒体炒作，断章取义，我和律师都是只签到侦查阶段，不涉及之后的庭上辩护，解除合约也是双方的意愿，合理合法，那些‘高调’‘要求无理’都是媒体在恶搞。”梦鸽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一个公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以上评论都是对的；然而她出面后的强势又使人觉得，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这些做法确实高调，如果不是因为李家的身份和背景，很难想象这一切会发生在普通人身上。

　　但她确实放下了身段。她在街上被跟拍，在网络上被嘲笑，成为媒体追逐骚扰的对象，深夜一两点，她常常还在回复电话、短信；就连为儿子辩护准备的材料要复印多少份，她也要亲自过问。“我常常忘了吃饭。”她说。

　　曾经引领她获得成功的不屈不挠，如今用在了帮助儿子洗清罪名上，是否有效，尚需检验。

　　但是，不知是因为之前的成功，还是正如她自己所说正处于舆论的弱势，她给人一种永远生活在自己逻辑里、不容置疑的印象。

　　“我们今天不谈其他，我们只谈案情。”她继续坚持。

　　只有在说起《一位父亲致梦鸽的公开信》时，她激动了，“我不相信这是一个父亲。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不应该对准我的儿子，评说我儿子的好或坏，而是应该正视当下那些成年人做了什么，应该营造社会道德，而不是误导网民，诋毁我们！”

　　她说诋毁还包括对庭审结束时报道。多家网站刊登报道说，庭审第二天梦鸽出现时，人群传出谩骂和起哄的嘘声。

　　“这不属实。”梦鸽说，她听到的都是：“梦鸽，看这边，我们给你照相。” ★本刊记者/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