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兰石船山为“经世致用”写下注脚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如果要绘一幅气势恢宏的湖湘文化历史地图，再热闹也不会忽略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一个安静朴素的小角落：稻田层递的小山头，荆棘之中一块不起眼的形状像船的石头。

    静水流深，近四百年前，斜风细雨中，王夫之手持雨伞、脚踩木屐，从破旧的茅草屋中走出，在雨雾朦胧中穿过乡间梯田，到这块石头附近，著书、思索，刮风下雨，烈日骄阳，几十年如一日。

    “无可名之于四远，无可名之于后世，偶然谓之，歘然忘之。”这是王夫之对这块石头的描述，“船山者，即吾山也”，这座石船山，就如同他朴素落魄的一生。

    衡阳县，曲兰镇，错落村落间的湘西草堂。这座远离城市的偏远山村，屋舍低矮朴素，四百年间难得地保持了安静。

    近四百年前，居于此地山林深处茅草屋的王夫之，开辟哲学新乾坤，其“经世致用”的入世观影响了魏源、曾国藩、毛泽东等一代一代湖南人。“随着这些湘军湘人在历史上注上浓墨重彩的画笔，再经由他们的大力弘扬，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才开始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船山文化研究者、省船山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朱迪光说。

    本报记者陈漫青实习生佛冉衡阳报道

    一文人如其文，一生朴素刚顽

    历史记住了王船山手持雨伞、脚踩木屐的寂

    寞身影。1840年，湖南人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后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努力，重新搜集和刊刻了《船山遗书》；再后来郭嵩焘建立了船山祠……魏源、胡文忠、梁启超、谭嗣同、黄兴、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深受其影响。从船山书院走出的杨度，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呐喊……

    《船山记》描绘的石船山，现在仍屹立于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附近。石船山，其实就是一块拱形大石头，嵌在山包的顶峰处，没有山泉林荫，没有清幽美景，长满灌木和矮木松。历经岁月的考验，村里人说，它立在那里，与几百年前的情境所差无几。王夫之于此偏远的湘西村落隐居著学，直至逝世。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至肇庆，任南明桂王政权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便有了后世“王船山”、“船山先生”的称号。

    朱迪光介绍，王船山在世时，默默无闻，耕种著书，和一介村夫无异，其实，他逝世后的两百年间，也鲜有人闻其名，“他的一生是朴素的，静水流深”。

    至今，湘西草堂仍保留着王船山生前最常用的两件物品：一把雨伞、一双木屐。清军入关之后，王船山但凡出门，必头顶雨伞，脚踏木屐，取义“不沾清朝地，不共清朝天”，其一生穷困潦倒，著书向邻村好友乞纸，但至死不剃头，不向清廷屈服。

    《船山公年谱·前编》记载，1644年，春正月，十七日李自成陷京师，十八日明庄烈帝殉……王船山闻变，悲愤不食数日，“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

    “这种铮铮硬气，从久远的历史来看，有楚蛮之地湘人的性格基因，同时对后世敬仰王船山的湘人湘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湘人‘霸蛮’的文化性格。”朱迪光说，人如其文，王船山一生朴素刚顽，铮铮硬气，恰如他自己所写下的《船山记》，“无可名之于四远，无可名之于后世，偶然谓之，歘然忘之”，没有热闹和喧嚣，一生静默，“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

    一书　经此，船山学风风靡湖湘

    王船山，其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经世致

    用”的入世观，影响了一代代湖南人。船山书院，走出了继承其思想的知识分子。乃至其甘于清贫寂寞的治学态度，不为权势利禄低头的铮铮硬气，至今仍时时敲打或麻木或犬儒的生者，叩问这个浮躁的时代。

    ——船山文化研究者、省船山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朱迪光

    王船山，沉寂一生，死后两百年光阴，连其经世致用观也曾湮没于残酷的文字狱，相同的还有《船山遗书》的湮没无闻。直到1840年邓显鹤校刻之，这份宝贵的湖湘文化遗产，沿着石船山的顽石，慢慢地向外辐散。

    距离石船山仅数十里地的双峰荷叶镇，曾国藩小时便耳闻了船山先生“手持雨伞脚踏木屐”的故事，并通读其著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深受其影响。

    戎马疆场上，曾国藩下令搜集、整理、刊刻《船山遗书》。此书在1862年由曾国荃策划重刻，开工于安庆，完事于金陵，并于1865年正式出版。此后，郭嵩焘主持修复城南书院时，建立起船山祠堂。经此，船山之学风，开始风靡湖湘，被默认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学者以南宋胡安国、胡宏、张栻在衡山成立湖湘学派、创建碧泉书院作为湖湘文化产生影响力的起点。对此，船山文化研究者，湖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再华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湖湘文化真正逐步走上历史舞台，产生全国影响，还是魏源、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时代，他们都是船山学说的继承或发扬者。王船山使得湖湘文化注入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基因和积极入世的文化性格。

    梁启超曾说，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他的影响，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有很多的青年做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

    谭嗣同“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自称船山“私淑弟子”。他陈述自己的学术渊源，最直接的是王船山的“道器论”，他吸收王船山思想中否定君主“一姓之私”的民主启蒙因素，肯定“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

    刘再华说，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几次重要运动，均受到了王船山思想的影响，一方面，王船山“经世致用”的入世观和历史观为新的知识阶层所用，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吸收扬弃；另一方面，随着湘人湘军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对王船山的推崇使得湖湘文化扩散辐射至全国，所以，说近代湖湘文化经由王船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不为过的”。

    一院“经世致用”的发酵酝酿

    如今，衡阳东洲岛，古老的船山书院，初升的太阳掩映着绿树之间的四合院，红日碧水木阁楼，书院门口的古树常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在其《中国书院文化史》中称，鼎盛时期，石鼓书院和船山书院的规模和成就不下于岳麓书院。

    船山书院因祭祀王船山而建立，以其为先师，弘扬其思想，被誉为清末最著名的书院、湖湘文化文脉之一。书院由张宪和建于光绪四年。光绪八年，曾国藩将家藏《船山遗书》捐给书院，后由国学大师王闿运任山长，从此声名渐显，岳麓、城南、渌江书院学子纷纷南下，一时兴起“学在船山”的现象。

    朱迪光介绍，船山书院和石鼓书院是中国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以这两大书院为据点，船山思想得以从小范围辐射而走到推动近代湖湘文化登上历史舞台。书院的文化传承功能，使得船山“经世致用”的入世思想，一代一代，为湖南人潜在文化性格埋下注脚。

    如今，在衡阳，对王船山思想的学习和研究热度，不下当年。衡阳学院和衡阳师范学院，有船山学社及各种研究船山思想的大学生社团，定期有船山诗会；每逢周末，很多游客划船去东洲岛，在农家书屋品一盅清茶，于清幽之中寻一方清净。

    在朱迪光的心里，王船山对湖南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除去“经世致用”和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其甘于清贫潜心治学，不为权势俯首的铮铮铁骨，既为湖南人“霸蛮”的性格做了诠释，也影响了一代代湖南人，成为湖南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朱迪光说，王船山的形象越清晰，就越觉得他就是寂寞治学生涯里的知音和慰藉。“有媒体来报道王船山，最后出来的电视片却以王船山把儿媳葬于身旁做噱头，做无来由的情感猜测和讨论”，朱迪光叹气，王船山的甘于寂寞、静水流深、铮铮铁骨，这些文化基因应该重新为人们所认识。

    专家点评

    《船山记》湖南精神最好的注释

    《船山记》，是王夫之以山自喻；《船山记》，是王夫之一生的写照。

    船山文化研究者，湖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再华说，《船山记》入选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王船山思想对近代中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更因为他的《船山记》，表达了忠诚、务实、胸怀天下的湖南精神。

    王夫之以山自喻，“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吾终于此而已矣”。刘再华说，王夫之在《船山记》中阐述和表达了自己的理想，船山学说在当时影响并不大，而在后来，对近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船山记》，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潜心治学和不为权势所动的铮铮硬骨，是对湖南精神的最好注释。　　　　　记者陈漫清

    船山墓地，安静的归宿

    船山墓地一如王船山本人的一生，安静简朴。

    沿着村间坑坑洼洼的小路走过去，船山墓地藏于农田菜地之间。三座坟茔，水泥圈砌。菜地之间，柏树青竹之下，便是他安静的归处。

    记者走访时，墓地坟茔上，还留有清明时节邻近乡民为其挂清留下的剪纸；墓碑前，尚未燃尽的蜡烛倚在香火炉旁。

    三座坟茔，中间为船山墓，北侧是其继配夫人之墓，南侧是其儿媳刘氏墓。王氏后代说，因其生前儿媳助其著书立说，船山先生感念其治学辛劳严谨，故将其葬于此。

    船山先生安静了一辈子，湘西村民说，也算落叶归根，寻得了安静的归宿。

    静水流深，回望船山墓地，或许我们都该安静下来，重新思考。

    记者陈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