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迈向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共同行动

目录

序言

第一章站在新旧交界线：当世界大变局遭遇“全球领导力赤字”

1.1 “全球领导力”的基本内涵与形成脉络

1.2 “全球领导力”的主要支柱与核心要素

1.3 “全球领导力赤字”的时代症候：和平失落、发展失衡、文明失和

第二章把脉乱象与危局：“全球领导力赤字”的世界政治思潮背景与政治经济根源

2.1 “全球领导力赤字”恶化的首要根源：大国失责与大国失范

2.2 “全球领导力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双重张力”下的世界

第三章赋能“全球领导力”：国际社会在行动

3.1 多边机制：以改革之举应对挑战

3.2 全球南方：以团结之力推进变革

3.3 中国的抉择与行动：始终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

第四章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为人类创造更美好未来

4.1 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根本之策：以共生逻辑超越霸权逻辑

4.2 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的行动方略：价值坐标、系统方案、转型方向与未来愿景

结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序言

若干年后回望，2025年将是人类历史发展和国际秩序演变进程中一个标志性年份。

这一年，历史的记忆格外鲜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两个“80周年”提醒着人们：世界和平来之不易，人类团结弥足珍贵。

这一年，现实的挑战格外严峻。美国成为世界的最大搅局者，有人说，它不但要“放弃自己创造的世界”，还要回到“19世纪的帝国主义”。

这一年，未来的呼唤格外热烈。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齿轮飞速旋转，人类还未回答好文明共存的考题，人机共存的试卷已摆在了面前。

历史、现实、未来带着各自独特的时空气息碰撞交汇，是昨日重现还是未来已来？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重建“全球领导力”愈显迫切：挑战重重，亟需共同行动；前途未明，急盼引领力量。而这正是本报告聚焦“全球领导力”的原因所在——这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船在百年变局的洪流中不失速、不偏航、不倾覆的根本保障。

本报告首先从现代国际秩序演进史的视野考察“全球领导力”的形成并尝试为这一源自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概念赋予政治学的新意义。我们认为，“全球领导力”是全球治理的引领性力量，也是大国协调和更广泛的多边主义的有机结合体。它建基于安全治理、金融治理、贸易治理领域三大多边合作机制之上，包含多边合作引领力、公共产品供给力、制度规则塑造力、价值理念感召力四大核心要素。

当前，世界陷入“全球领导力赤字”的困境，其时代症候为和平失落、发展失衡、文明失和。本报告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全球领导力赤字”的世界政治思潮背景与政治经济根源：一是美国陷入右翼民粹主义思想迷局，成为“全球领导力赤字”不断扩大的首要根源；二是“全球领导力赤字”亦是“双重张力”下的产物，即时代危机激增与治理能力萎缩之间的张力以及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张力。

有国家为“全球领导力”做减法，也有国家为“全球领导力”做加法。本报告认为，赋能“全球领导力”，全球力量都应行动起来：多边机制在危机中涅槃重生，为重建“全球领导力”提供了稳固的实践平台；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经历主体觉醒，它们从权力分配对象到治理主体的角色跃迁，为“全球领导力”输送了变革能量；而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仍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以其深厚的文明智慧和持续行动，稳健的自身发展和扎实的对外合作为“全球领导力”持续赋能。

新时代呼唤新引领。本报告认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新型全球领导力”，这种“新型全球领导力”并非来自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集团或某一个国际组织，而是一种多边领导力，是国际社会为积极应对全球问题形成的“合力”。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根本之策是，以共生逻辑超越霸权逻辑。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可遵循以下行动方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坐标，以四大全球倡议为系统方案，以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转型方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未来愿景。

有学者说，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在世界的艰难时刻，尤其需要“因相信而看见”的勇气、智慧、定力。

第一章站在新旧交界线：当世界大变局遭遇“全球领导力赤字”

“旧世界正在消亡，新世界尚未诞生”，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名言形容当下我们所置身的时代，也是恰当的。站在新旧历史交织之处，耳畔传来生产方式、国际体系、文明格局三重转型的巨大轰鸣。数字时代加速到来，多极化世界加速出现，文明多样性加速回归，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人类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识变、应变、驭变尤需全球协调和国际集体行动。令人不安的是，当今世界正深陷“全球领导力赤字”的困境，好似“无锚之船”，在时代的巨浪中颠簸不已。历史前进的车轮会否倒转，世界转型的进程会否失控，旧秩序的危机将以和平手段消解还是以灾难性方式出清，新秩序的轮廓是昨日世界的复刻还是关于更美好未来的创想……一系列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命题摆在各国面前，重建“全球领导力”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1.1“全球领导力”的基本内涵与形成脉络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在世界历史发展和国际体系演进的时空经纬中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球领导力”的基本内涵、形成脉络及其之于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是重建“全球领导力”的“必修课”。

基本内涵：全球协调与大国引领的有机结合体

“全球领导力”（Global Leadership）最初是经济学中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概念，意指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在多元化环境中领导企业或组织的能力。它虽也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使用，却缺乏统一而明确的定义，有时还与“全球治理”“国际领导”“大国领导力”甚至“霸权主导”等概念在相似语境下使用。

结合近现代以来国际体系变迁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治理实践，我们认为，“全球领导力”是这样一种过程和状态：它不是某个大国“号令天下”的“霸权”，而是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平等基础上，通过协商、对话、合作，为解决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改革和建设国际秩序所凝聚的合力。它既强调全球协调、国际集体领导，也重视大国合作、大国带头作用，是由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合作者、参与者的良性互动所形成的多边合作体系。

形成脉络：国际秩序现代化的结晶

以大历史观观之，“全球领导力”是世界历史进步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它是人类走出无政府丛林世界的探索，是国际秩序现代化的结晶。

——传统主权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15、16世纪之交新航路的开辟掀开了“世界历史”的大幕，人类文明自此奏响全球化与现代化“双重奏”。一方面，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形成一种不可分离且不断扩展的内在联结。另一方面，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等一系列现代性理念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秩序”也随之由欧洲向全球铺展。

17世纪中叶，欧洲三十年战争后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治理模式，成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开端。始于19世纪初拿破仑战败、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维也纳体系，开创了以均势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协调，被视为“当代全球治理的历史起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代表了人类在一战劫难后对国际新秩序的探索，这一体系虽带有明显的分赃性质和争霸性质，却也是“第一个全球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其所建立的国际联盟是通过国际制度维护世界和平、实行集体安全的一次尝试，所强调的民族自决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总的趋势是先进的秩序安排取代落后的秩序安排，但其共同底色仍是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行动逻辑仍是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零和竞争。

——联合国的创建与“全球领导力”的形成

1945年6月26日，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包括中国在内的50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签字。“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人类痛下决心，携手缔造持久和平。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全球治理自此掀开崭新篇章。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基于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个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至今已有193个国家加入其中。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遵守国际法治等现代性理念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更为系统的体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成为二战后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和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联合国旗帜下共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载体，“全球领导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公认的方式成体系地形成了。

——二战后“全球领导力”的曲折演进

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蜿蜒曲折中前行。二战后接踵而至的冷战局面使联合国一度沦为美苏争霸的工具而无所作为，世界事务无处不闪烁着两极角逐的影子。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设想无法落地生根，核威慑下的“冷和平”伴生此起彼伏的局部冲突和地区危机。

与此同时，新的全球治理力量和“全球领导力”形态也在成长壮大，“没有霸权的国际合作”不但是可能的，更得到了发展。就联合国系统而言，随着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大量加入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其内部结构逐步从两大阵营对抗的东西结构向发展水平差异的南北结构转变，组织机构和行动议程也随之拓展，如1964年成立贸易和发展会议，1965年创设开发计划署，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在联合国系统之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召开万隆亚非会议再到发起不结盟运动，非西方国家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引人瞩目的力量；不容忽视的是，西方阵营内部也在发生松动，最具代表性事件是“欧洲联合”在西欧起步并最终形成“欧洲共同体”。

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重新“激活”了联合国。维和行动获得更大作用空间，人道主义援助惠及更多弱势群体，联合国改革按下启动键，千年发展目标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发展治理……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凸显。

1995年，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报告《天涯成比邻》，提出“只有通过共同努力和运用集体力量才能创造一个较好的世界，舍此别无他途”。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革命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球治理实践从全球向区域全面铺开，“全球领导力”形态也愈发丰富多元。最重要的变化是全球南方国家全面崛起和联合自强。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为抓手，南方国家成为引领推动全球治理革故鼎新的关键力量。“21世纪将是主要由非西方国家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世纪”，这一图景愈发真切而清晰。

1.2“全球领导力”的主要支柱与核心要素

二战后的世界，多边主义渐成时代的主流。这意味着，可持续、有效能的“全球领导力”必然建基于多边机制之上，通过推进多边合作、贡献公共产品、塑造制度规则、提供理念指引，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共同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两大主要支柱

二战后的“全球领导力”以联合国机构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两大主要支柱，分别确立了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80年来，两大主要支柱在危机与改革中不断演进，历经由两极向多极的国际格局之变，至今仍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多边机构。它以联合国安理会为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沿防扩散和维和行动两大主线开展全球安全治理。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在冷战后逐步确立的。从“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到千年发展目标再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发展治理系统愈发专业、强韧。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也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各司其责。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分别在全球卫生治理和人权治理中占有核心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文化治理领域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妇女署则在妇女事业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谋求霸权、维护霸权、滥用霸权，大搞集团政治，挑动对立对抗，肆意践踏国际秩序，为全球动荡埋下祸根。

四大核心要素

——多边合作引领力

团结合作是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最有力的武器。多边合作引领力意味着，通过沟通协调和议程设置，引导各方克服分歧、形成共识，找到利益最佳结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迈向大规模集体行动，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公共产品供给力

国际公共产品是为各国、各世代所共享的商品、资源、服务、规章制度，关乎人类整体福祉。其最佳供给水平为实现“林达尔均衡”，即所有国家对国际公共产品作出的贡献在边际上等于得到的收益。大国拥有资源和能力的优势，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制度规则塑造力

“全球领导力”体现为一整套规则体系，公正合理的制度能使各国自愿接受并遵守。与时俱进的改革是永葆国际机制、国际规则合法性、权威性的法宝。

——价值理念感召力

“全球领导力”既需要体制机制的“硬支撑”，也需要价值理念的“软支撑”。国际主流价值观是制定国际规范的遵循，也决定着世界的整体精神面貌。随着“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走下神坛，全球性的主导意识形态处于缺失状态。新的国际主流价值形态，将深刻影响各国能否应对各类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难题。

1.3“全球领导力赤字”的时代症候：和平失落、发展失衡、文明失和

当今国际秩序正面临“礼崩乐坏”的危机，国际公德一再触底。美国热衷“退群毁约”，规则破坏者有罪无罚；种族灭绝、帝国扩张死灰复燃，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霸凌行径大行其道。从多边合作疲软到公共产品缺位，从主要机制无力到主流价值衰落，“全球领导力”核心要素遭受全面侵蚀。在人类面临更复杂全球性挑战、呼唤更强韧“全球领导力”的关键时刻，现实却是全球治理疲软无力，“全球领导力赤字”持续扩大，地球家园陷入和平失落、发展失衡、文明失和“三重困境”。

和平失落

从亚洲、欧洲到非洲、拉美，武装冲突、领土争端、政局动荡此起彼伏。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苏丹内战仍延宕不已，刚果（金）东部又战火重燃，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空战……世界处于二战后军事冲突最多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挑起或发动的大型战争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90万人死亡，其中约有33.5万是平民。美国还用军事霸权为扩张开路，近年年均军事预算7000多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支出的40%。美国目前在海外有约800个军事基地、在159个国家驻扎了17.3万人的军队。全球陷入安全上的“集体焦虑”。

冲突与战争引爆的人道危机愈发触目惊心。在加沙地带，超过6.7万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丧生，人道主义危机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在苏丹，持续的武装冲突导致1200万余人流离失所，全国约三分之二人口急需援助以维系生命；在也门，超过1700万人面临粮食安全危机，逾100万名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显示，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全球因暴力冲突事件死亡的人数接近20万人，同比上升37%。

传统安全威胁之外，气候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进一步跨国界扩散。各国面临着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安全风险综合体，全球正形成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

发展失衡

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方案将造富置于最高位置，在国内、国际两大层面造成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国内层面，“上”“下”矛盾突出，发达国家分配不公问题持续恶化，美国前1%富人财富首次超过中产阶级财富总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失业率不断上升，底层人口的处境更加艰难。国际层面，南北鸿沟加大，“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在资源分享、生产分工、利益分配等方面矛盾不断加剧，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各异，半数最穷国正经历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倒退”。有关统计显示，全球8亿多人处于贫困状态，世界基尼系数已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

引人深忧的是，西方数字霸权正对全球不平等与两极分化问题推波助澜。世界银行资料显示，全球仍有20多亿人从未用过互联网，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有不到一半企业接入互联网且网速很慢。而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前沿技术就绪指数排名中，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普遍排名较低。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者或因南北方国家再度迅速拉大的数字鸿沟，更易陷入AI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马尔萨斯陷阱”。

雪上加霜的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逆流愈发汹涌，严重阻滞世界经济复苏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将国际贸易体系拖入混乱漩涡，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扭曲。世界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艾汉·柯塞表示，美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犹如“飞机跑道上的迷雾”，拖累全球投资步伐，让经济前景黯淡。

文明失和

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甚嚣一时。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保守主义的崛起又进一步冲击了多元主义价值观。“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挑动制度对抗，“身份政治”和“认同政治”加剧族群矛盾、宗教冲突乃至文明对立。

当今世界正经历人类文明格局的新一轮重塑，文明多样性的回归已不可阻挡。不再“一统天下”的西方文明愈发焦虑，全面觉醒的非西方文明更加昂扬，如何建构新型文明关系，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因“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的言论引发非议，但他的以下告诫不无道理：西方人应“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

相较东西方文明关系，西方世界内部正在进行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战”或许更引人瞩目。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更加激进的保守主义进一步推动欧美各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遭枪杀事件引发美国陷入政治暴力新周期的担忧。

第二章把脉乱象与危局：“全球领导力赤字”的世界政治思潮背景与政治经济根源

相较于21世纪初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相互协作，当下无疑是“全球领导力”的灰暗时刻。面对乱象丛生、危局频发的世界，它并未展现出强大“控场力”，不但无力如期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连及时扑灭地区战火也成了众生对它的奢望。

短短十余年，“全球领导力”为何从高峰跌落低谷？这反映了怎样的世界思潮变迁，又蕴藏着哪些深层次政治经济根源？厘清这些问题，对重建“全球领导力”至关重要。

2.1“全球领导力赤字”恶化的首要根源：大国失责与大国失范

国际秩序的稳定有赖于主导大国的制度性权威与道义合法性，现代国际秩序的理念原则之一便是大国引领。这并非说，大国可以恣意妄为。事实上，为确保大国引领的可接受性，其在拥有主导建立国际制度规则等特殊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包括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担当国际秩序的看守人和保护人等相应的特殊责任。为此，大国应具备“妥协的美德”与“付出的精神”，并且，如英国政治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说，“满足世界上某些公正变革的要求”。然而，在世界面临重重危机、最期待大国担当的时刻，却出现了大国失责、大国失范的一幕。

美国正“放弃自己创造的世界”

从联合国机构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在二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中扮演主导者角色，至后冷战时代更是拥有“独步天下”的地位。后冷战国际秩序被视为“美国霸权治下”的国际秩序。数十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扮演着“世界警察”角色。但在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种族主义、排他主义种种“主义”纷纷兴起的背景下，美国正“放弃自己创造的世界”并不断释放破坏性力量，成为“全球领导力赤字”不断扩大的首要根源、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大不稳定因素。

作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最不具威尔逊主义色彩的总统”，特朗普果断放弃了威尔逊所开启的美国外交的国际主义范式。曾放言“再领导世界100年”的国家，如今奉行“美国优先”，为“甩包袱”而放弃国际责任，对国际制度和法治体系“合则用、不合则弃”，接连“退群毁约”并试图通过关税战、贸易战逆转全球化进程。所谓的“仁慈的霸权”暴露出“嚣张的特权”的真面目。

世界政治思潮右转与“美国优先”

过去百年，世界政治思潮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3个“全球性故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到二战后两个“全球性故事”（欧美的自由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再到冷战后一个“全球性故事”（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变迁。如今，新自由主义也不再是“全球性故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激起失落人群的强烈反抗，以反自由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建制为鲜明标签的右翼民粹主义强势崛起，成为西方世界的“时代精神”。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正是世界政治思潮右转的产物。

有中国政治学者认为，政治思潮是国际秩序形成的“基因”。其内在机制是，政治思潮通过影响关键角色，或者采取激进的革命，或者采取温和的社会运动，或者作为政策决定者去改变政策现状，从而影响政治走向。事实上，以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为双重内核的“美国优先”，不但在重塑美国政治生态，也在颠覆二战后国际体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警告称，MAGA的终极目标是以“选举威权主义”替代自由民主模式，这一实验成功与否将决定21世纪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

“美国优先”的政治经济根源

“美国优先”和MAGA运动的强势崛起，根源于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深层次矛盾。二战后特别是里根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是金融资本逐渐超越产业资本并居于主导地位的历程。资本无国界并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为保证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市场的输出发展，美国历届政府将争霸、维霸作为对外政策最高目标。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霸权风头无两，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大大拓展了资本输出的空间领域。其在世界范围大规模运用金融手段，形成被海外左翼学者称为“掠夺性积累”的新模式。资本输出的规模、利润率均大幅上升，形成事实上的“全球化帝国主义”。而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内产业结构“脱实向虚”、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等严重社会问题。

为解决严峻国内矛盾，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试图打破冷战后美国“金融资本+全球化帝国主义”的霸权模式，重构“美国优先”的霸权模式。这无疑加剧了多边合作困境，致使“全球领导力赤字”进一步扩大。

2.2“全球领导力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双重张力”下的世界

以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全球领导力赤字”是当今世界遭受“双重张力”的产物：一是时代危机激增与治理能力萎缩之间的张力；二是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张力。

“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困扰不已的世界——被极端恶劣天气现象，被人口急剧增长，被总收入不平等，被食品与水短缺，被环境恶化，被能源短缺，被代理人战争，被消费垃圾，被越来越多贫困人口所困扰不已的世界。”美国哲学家安乐哲生动描述了人类正在经历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双重危机”。走过数世纪的路，无论是全球化进程还是现代化进程，都步入了“迭代期”。

“双重危机”之下，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日益严峻且高度联动，对全球治理和“全球领导力”提出了更高需求。然而，“双重危机”也在各国国内引发诸多问题，使越来越多国家陷入国内治理困境而无暇他顾，美国的“退场”和各国的内顾造成“全球领导力”的急剧萎缩，以致国际社会无法有效应对“双重危机”。日益恶化的“双重危机”又进一步恶化各国国内治理，致使各国进一步内顾、“全球领导力”进一步萎缩。时代需求与“全球领导力”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全球治理面临“公地的悲剧”。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匹配

世界的“经济基础”正发生质变：从地域看，从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和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的两极格局转变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价值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的三足鼎立的格局；从“南”“北”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全球份额已超过发达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新加坡政治学者马凯硕还提出“CIA国家”的概念。“C”代表中国（China），“I”代表印度（India），“A”代表东盟（ASEAN），它们组成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

当前，世界政治被“嵌入在一个包含等级制和权力不平等的规范与制度结构之内”。世界“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求对这一“上层建筑”进行改变：一是适应更加多元均衡的经济格局，建设更尊重多样性、包容差异性的国际新秩序；二是向全球南方让权、为南方国家赋权，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代表性、发言权和决策权。然而，两方面的变革都进展缓慢。有的国家为维护霸权和私利长期阻碍联合国及其机构改革进程，致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世界银行股权等改革严重滞后，极大压缩了“全球领导力”的发展空间。

第三章赋能“全球领导力”：国际社会在行动

新冠疫情拷问全球卫生应急能力，气候危机考验国际协同行动意愿，乌克兰危机重塑地区安全架构，巴以冲突冲击人类良知底线……当今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治理体系承压测试。危中寻机、困中破局，推进全球治理、赋能“全球领导力”，国际社会在行动。多边机制加快改革，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南方加强团结，成为“全球领导力”新增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以稳健的自身发展、扎实的对外合作、深厚的文明智慧为“全球领导力”持续赋能。

3.1多边机制：以改革之举应对挑战

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深刻转型期，新旧治理平台、全球性组织和区域合作组织交互发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展大规模改革，提高运行效率、提升治理效能。欧盟、非盟、东盟等区域合作组织加强内部整合，升级合作模式，以更紧密、更强韧的区域一体化应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些探索和努力从全球和区域两大层面为多边合作注入新动能。

联合国转型：以自我革新重振权威和活力

作为最具普遍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捍卫国际法治、促进人权事业，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不断恶化，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落实严重滞后，联合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及时有效应对不断涌现的全球新议题，如何使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充分反映日益澎湃的多极化大势，如何摆脱效率低下和财政短缺问题？联合国以改革破局，通过自我革新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好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需要、回应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普遍期待。

2024年9月，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未来契约》，就全球治理变革提出19项行动，重点是关于和平与安全架构和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今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启动“联合国80周年倡议”。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沿效能提升与工作改进、审查授权任务执行情况、结构性改革和方案调整三大改革轨道，“打造一个更加强大、更契合使命的联合国”。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盖伊·赖德所说，“如果我们认为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最佳工具，那么我们就必须确保对其（联合国）进行改造、更新，使其尽可能高效且符合存在的目的”。

2025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历史启示我们，多边主义、团结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难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要重温联合国创立初心，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推动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

可以预见，联合国工作重心将进一步朝全球治理转向，除继续开展并强化全球安全治理和全球发展治理外，还将在全球人权治理、包括人工智能治理在内的全球科技治理以及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全球公域治理领域更积极作为。80年后再出发。联合国应通过改革转型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和治理格局重塑，成为维护国际法、确保国际法治、捍卫多边主义的平台。

区域组织发力：以区域一体化抵御逆全球化冲击

在大国竞争走强、全球治理走弱之时，区域一体化进程悄然加强。以经济合作与发展为目标、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成为全球多边主义的有效补充。

在亚洲，东盟秉持非正式协商和非对抗性对话的“东盟方式”，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推动形成开放地区主义；借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一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在非洲，非盟坚持“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原则，通过《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建立冲突预防机制；成立涵盖54个国家、13亿人口的非洲大陆自贸区，通过加强内部贸易应对外部市场波动、提速非洲工业化进程。在拉美，地区一体化加速重启，南方共同市场推动机制改革、加快与其他经济体的自贸谈判；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宣示加强地区团结、推进区域一体化、反对外来干涉的明确立场，在兼顾多样性基础上对外发出“拉美声音”。在欧洲，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欧盟通过共同市场、货币联盟、共同外交政策为区域治理树立了典范，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全球治理方面展现出强大影响力，它在气候变化、数字治理领域的作用尤其令人瞩目。

3.2全球南方：以团结之力推进变革

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是南方国家的共性。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形成所谓的“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结构。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迈入“新觉醒时代”，正经历从权力分配对象到全球治理主体的角色跃迁。从呼吁传统平台改革到创建新兴治理平台，南方国家持续为“全球领导力”输送变革能量，其行动深刻重构着全球治理版图。

主动设置议题，争取公平发展空间

在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的当下，新兴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集体自觉参与治理变革。从气候变化、国际金融规则到联合国改革议程，全球南方通过集体协商主动设置议题、争取公平发展空间、重构决策程序，推动着治理体系朝着包容普惠的方向作出深层次结构性调整，深刻塑造多极世界的规则演进路径。

南方国家普遍认为，现有联合国框架，特别是安理会结构，未能充分反映当今世界权力分布的现实。它们主张扩大安理会席位，使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地区拥有更公平的代表性和决策权。这一诉求更体现为具体事务协调上的集体努力。

南方国家的议程设定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从推动落实气候融资，到呼吁弥合数字鸿沟，它们积极将自身关切转化为国际核心议程，利用“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等机制在国际谈判中凝聚立场。新冠疫情后关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的激烈辩论，正是南方争取公平公共卫生治理权利的鲜活例证。

突破西方范式，探索新型合作模式

全球南方对现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贷款条件、投票权重分配上的不满，促使其探索全球金融治理的多元路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已成为国际融资体系的重要补充，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限制更少的资金支持。

南方国家也正更有意识地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突破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局限。它们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等强调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的平台，争取更多对基础设施投资、绿色转型和技术转移的支持。

和平解决冲突，推动发展议题重归国际议程中心

众多南方国家深受战乱与外部干预之害，因此全球南方的安全观更强调对话、和解与区域自主解决争端。非盟、东盟等区域组织在调解本地冲突中扮演了愈发主动的角色。

南方国家深刻理解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对持久和平的威胁。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它们将消除饥饿、保障水安全、应对极端天气等发展议题置于安全讨论的核心位置，推动构建更综合的全球安全框架，追求“发展安全”的新范式。

3.3中国的抉择与行动：始终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

何谓“世界大国”？在中国历史学者钱乘旦看来，“世界大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国家，它们开启新时代，成为被模仿的榜样。在世界面临重大风险挑战的时刻，大国更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带头践行联合国宪章，带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带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是中国的抉择和行动。在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它创造了一种赋能“全球领导力”的“中国方法”，即“理念引领”（Visionary Guidance）、“制度变革”（Institutional Reform）、“务实行动”（Pragmatic Actions）三位一体的赋能机制，或可简称之为“VIP”赋能机制。

理念引领（Visionary Guidance）

走出时代困境，需要思想灯塔的指引。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深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提出以来，这一理念已发展成为思想宏阔、架构完备的科学体系，以建设“五个世界”为努力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学说的扬弃，点亮了全球治理的前行之路。

具体至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中国倡议提出并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等，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不断丰富、实践不断拓展。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还提出多种标本兼治的“治理观”，如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与时俱进是新时代中国外交鲜明的理论和实践品格。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特殊历史年份，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治理赤字不断加剧的时代挑战，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新方案，正逢其时、指引方向、彰显担当，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认同。

制度变革（Institutional Reform）

赋能“全球领导力”，既需要理念更新，也需要制度变革。中国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并行，通过渐进改革巩固和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全球领导力”的活力和效力，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存量改革”上，中国推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治理主要平台的合理化改革，促进资源分配的合理性、治理结构的公平性。“增量改革”上，中国发起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机构，提出“金砖+”“中国—中亚”等合作新模式，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发展合作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南方国家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树立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提供了科学指引。

2025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被解读为全球治理“中国创新力”“中国团结力”的新标志。33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的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公共产品。巴西247新闻网如此评价：全球南方的大力支持表明，一场变革正在展开，昔日强国已无法再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也无法单方面强加争议的解决手段。

务实行动（Pragmatic Action）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全球领导力赤字”的突出表现。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主动担负起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中国为国际社会所贡献的公共产品，包括器物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思想性公共产品三大方面。其中，通过一项项务实行动所提供的器物性公共产品，不但切中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最紧迫的现实需求，并以垂范先行的方式有效提振和带动国际合作。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在农业领域，中国向太平洋岛国提供菌草技术，帮助非洲国家开展杂交水稻种植；在卫生领域，向全球提供新冠疫苗，援建非洲疾控中心；在维和领域，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组建维和待命部队；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开展减贫助农项目和气候变化适应性支持项目，在共建“一带一路”大框架下推进“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推动各方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全球最大、最公平、最具活力的自贸区……

在联合国事业遭受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强烈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坚定履行“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是中国外交一项基本政策”的承诺。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多次会见联合国主要官员，访问联合国总部及联合国专门机构，出席一系列联合国活动，亲自推动中国同联合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成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实施、贡献第二多联合国会费和维和经费等方式积极为联合国事业提供有力支持。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常启德认为，中国在减贫、全球卫生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转型等领域展现出强大的政策协调力和行动执行力，“我们需要中国的领导力，将世界再次团结在多边议程之下”。

第四章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为人类创造更美好未来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世界，将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和样貌？是更加安全还是更加纷乱，是更加繁荣还是更加萧条，是更加交融还是更加对立？“未来如茫茫大海，是一片未知的疆域。”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这一切都呼唤着思维新颖、意志坚强的领航员，好引导各国驶向未知但孕育着希望的目的地。”

国际社会呼唤“新型全球领导力”，对全球性挑战作出有力有效的应对，并引领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我们认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当是对二战后形成的“全球领导力”的优化完善，是一种多元主体协同、规则动态演进、发展成果普惠的全球治理新生态。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因应之道，也当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4.1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根本之策：以共生逻辑超越霸权逻辑

有学者总结1500年以来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的演变，认为世界秩序正面临从霸权迭代到竞争共存的范式转变。无论是历史上大国霸权战争的灾难性实践，还是现实中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破坏性效应，都充分说明，霸权主义、霸权逻辑早已不合时宜、不得人心。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本质上是对国际秩序底层逻辑进行重构，即摒弃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霸权逻辑，构筑以互利性、秩序性、普惠性为基本特征的共生逻辑。

不合时宜与不得人心的霸权

根据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乔万尼·阿里吉的霸权理论，数百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不同的体系周期，每一个周期，都有一个主导霸权创建并维护一种有效的国际秩序。每一次霸权的转移都涉及战争，也同时完成了新旧秩序的转换。

护持霸权已成为西方世界的历史惯性，即使其自身实力相对衰落，依然对霸权恋恋不舍。美国当前种种对外政策被认为是意欲复苏19世纪帝国主义，“用基于硬实力范围的块状区域性霸权，取代基于软意识形态的网状全球性霸权”。不仅如此，西方世界还热衷用“霸权滤镜”看待崛起的“他者”。2018年10月，英国《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报道，硬是给快速发展的中国扣上“新霸权”的帽子。

现实从不是历史的简单复归，21世纪的世界也不是19世纪的欧洲。跳出霸权逻辑“睁眼看世界”，看到的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潮流的世界，是现代化进程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的世界，是全球南方集体崛起、多极化大势不可阻挡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权力必将在诸多国家之间更均匀地分配，权利与责任也必将更均匀地匹配。

霸权不合时宜、不得人心，因为世界“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使生产环节在地理上的垄断形态被打破，形成了生产全球化的局面。当下正在发生世界发展动力从物质资本主导向人力资本引领的转移，由于科学技术作为公共品的共享性，全球生产也必然向更深程度、更广范围的一体化发展。这意味着，建基于资本垄断之上的霸权，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

霸权不合时宜、不得人心，还因为其日益暴露出“世界动荡之源”的本性。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通过对1929年世界性大萧条的研究提出“霸权稳定论”，他将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国际经济体系需要一个稳定者，而且是唯一的稳定者。在霸权稳定论的视阈中，国际社会中某个霸权国的存在，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国际公益是必要的。然而，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现实面前，这一西方知识界主观炮制出来的意识形态产物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崩坏。奉行“美国优先”的华盛顿当局，不但逃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大国责任，更以“退群外交”和全球关税战对现行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世界没有因霸权实现稳定，反而因霸权愈发动荡。

“共生逻辑”的基本特征：互利性、秩序性、普惠性

当前，全球治理旧范式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折射出“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困境。破解这一困局，亟需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窠臼，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向以互利性、秩序性、普惠性为基本特征的共生逻辑进阶，并在此基础上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

共生逻辑的互利性，本质上是通过重构利益分配机制，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零和博弈转化为多维共赢的共生生态。其核心在于建立以共同发展权为核心、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全球价值创造网络，实现参与各方的共同增长。

共生逻辑的秩序性，体现为通过规则重构与主体协同，构建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框架。其核心在于建立以平等协商、动态平衡与发展权保障为核心的新型规则体系。

共生逻辑的普惠性，体现为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再分配，确保全球化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其核心在于将发展红利转化为普惠性公共产品，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公平参与国际合作。

4.2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的行动方略：价值坐标、系统方案、转型方向与未来愿景

“全球领导力赤字”导致诸多全球问题和危机久拖不决，甚至恶化和扩大，这反过来又加剧“全球领导力赤字”。这种恶性循环“怪圈”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为有效应对全球性危机、引领各国走共同发展繁荣的新路，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成为国际社会当务之急。这一全球行动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坐标，以四大全球倡议为系统方案，以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转型方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未来愿景。“新型全球领导力”不是来自一个国家、一个集团或一个国际组织，而是国际社会为应对共同危机形成的“合力”，是一种“多边全球领导力”，每个国家皆可在其中发挥作用，均可为之赋能。

价值坐标：全人类共同价值

当前，人类文明行至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和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成为全球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要理念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文明差异，聚焦全人类共同追求，直面当今世界的矛盾问题，在求同存异、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基础上形成价值最大公约数，为人类选择正确道路提供科学思想指引，是引领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基本遵循。

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当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坐标，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减少人类文明发展的“弯路”，引领人类文明更好走向进步。

具体而言，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应着眼全人类共同发展进步，反对把任何一国置于优先地位，坚持把单个国家的利益置于全人类共同利益框架下考量。

系统方案：四大全球倡议

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风险挑战有增无减。面对这些挑战和难题，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聚焦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系统性解决方案。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提供宝贵思想启迪，指明清晰实践路径。

一是以全球发展倡议破解发展赤字。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当今世界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地缘冲突频发、气候变化加剧、数字鸿沟扩大等多重挑战，国际发展合作受到严重冲击，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展严重滞后。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持续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破解发展赤字，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是以全球安全倡议维护和平稳定。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平安是人民幸福的生命线。全球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在安全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更为严峻复杂。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

三是以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文明互鉴。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鲜明特征。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持续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四是以全球治理倡议应对时代挑战。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治理需求增多与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失灵失效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全球治理倡议聚焦“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阐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为破解治理赤字、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方向。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时代挑战。

转型方向：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面向未来，国际秩序应当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什么样的方向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世界最大利益、符合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以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国际秩序转型方向，推动形成和平稳定的国际格局，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当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平等的多极化，是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有序的多极化，是指要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多极化不是阵营化，更不是碎片化、无序化，各国都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事，都要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合作。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符合各国对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共同诉求，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的最妥善政治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普惠的全球化，是要做大并分好经济发展的蛋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并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妥善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的发展失衡问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包容的全球化，是要支持各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搞发展模式的单一化，摒弃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保持全球经济增长活力与动力。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正是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全球化的矫正与纠偏。

未来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重大课题，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通过合作共赢化解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这一重大理念反映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共同期待，凝聚各国人民同塑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为世界绘就美好新发展蓝图，为人类发展指明新路。

在哲学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这样一种东方哲学观：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实现矛盾体的协同共生。它致力于在多极化的世界里建立一个多元共生的国际秩序。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彰显生命力和时代价值，持续为全球注入和平稳定力量、发展繁荣力量、团结进步力量。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应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未来愿景，为国际社会应对共同全球性挑战凝聚最大合力，推动国际社会走出时代困局，走向长治久安，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开创人类光明未来。

结语

2020年7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一场发布会上就新冠疫情哽咽发声：“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全球和国家层面的领导力和团结。”

谭德塞这番话同样适用于当下许多全球问题和危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贸易摩擦增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大国对抗博弈升级、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失灵，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身处变乱交织的世界，全球各国应该怎么做？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答案显而易见：时代的风浪越大，各国越要勇立潮头，主动而为，以识变应变之谋共同应对时代危机。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世界好，各国才能好；各国好，世界才会更好。为破解“全球领导力赤字”，消除世界乱象，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多边机制都在积极行动。国际社会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有助于从根源上应对共同危机，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一道，为时代纾困、为世界赋能、为人类前途许一个光明的未来。

编写说明与致谢

《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迈向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共同行动》智库报告课题组由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崔峰、郝薇薇、杨柳、刘明霞、杜源江、伍晓阳、白旭、许晓青、吴光于、王楠楠等。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王海清、蒋励、韩建军、余忠稳、费列娜、杨晴川等。

课题自2025年2月启动以来，历时半年多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外交学院院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主任王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王鸿刚，外交学院前院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徐坚，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金灿荣，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綦大鹏，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强舸，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所长朱中博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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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丨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迈向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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