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3年秋，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今年，时值“一带一路”发展的第4个年头。“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均超出预期。另一方面，从全球来看,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未解决，“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地区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抬头，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在思考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探寻新的创新发展空间。值此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7日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正式提出“‘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新动力”这个主题，聚焦基建、经贸和金融助力创新。接下来，我们将就论坛内容推出特刊，敬请期待。
全球贸易是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近十年来的经济复苏也缺乏动力。
贸易信用保险公司裕利安怡统计数据显示，2003到2007年间，全球贸易总量平均增速约8%，贸易总额的平均增速约16%，而2017年贸易总量增速约为4.3%，贸易总额增速仅为7.5%，其中绝大部分的需求来自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新兴亚洲地区。
尽管贸易仍在增长，但金融、贸易等领域的保护主义以及资金缺口等问题让全球贸易增长蒙上阴影，“一带一路”则成为促进全球贸易的新契机。
“‘一带一路’建设是个契机，通过开展跨国互联互通，带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于12月7日在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上表示。
“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需求旺盛，发展潜力非常巨大。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表示，2017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深入推进的一年，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和影响，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从跳出中国，转变成为全球的共识。
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便来自“一带一路”。欧晓理认为，“一带一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拓展了新空间，为全球经济增添了新动能，还为人类命运指明了新愿景。
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在欧晓理看来，中国在2010年之后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新的水平，开始主动为全球新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成为推动全球治理模式朝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变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指出，在与沿线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中国的走出去不仅是将中国的设备带出去，还要带出中国的标准、服务和人民币，机遇与风险并存，中国需要“因国施策，有针对性地做设计”。
从对外投资数据来看，2002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年均增长率超过30%，2015年时已达到1456亿美元，超过了2015年吸引外资的总额1356亿美元，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再增长了504亿美元达1961亿美元。“这标志着我国更大程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融入了世界经济。”欧晓理表示。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员企业前十个月新签合同额达1843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完成营业额1187亿美元，同比增长3.5%。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表示，这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在会员企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
“我们也想建设成为非洲的‘迪拜’。”吉布提驻华大使阿卜杜拉·米吉勒认为，通过让中国项目在吉布提落地，让中国的产品进入吉布提、中东，发展吉布提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刺激更多的经贸活动，实现增长。
阿卜杜拉·米吉勒所说的让中国项目在吉布提落地首先便是招商局集团的吉布提港。招商局集团海外业务部副部长、吉布提国际自贸区总经理李国锋指出，在中国成功打造了“蛇口模式”之后，招商局将“前港中区后城”的蛇口模式带到了吉布提，实现产能合作、产能转移。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哈利德则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还非常脆弱，经济增长遇到瓶颈，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区域内的联通性和基础设施，“一带一路”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将会慢慢弥合这些联通性上的差距。
中企优势布局“一带一路”
对于企业而言，布局“一带一路”时需要利用自身优势，同时摆正心态。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重要的需求就是基础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这恰恰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做过的，因此有很多成功经验，包括中国的很多装备和技术都特别适应于沿线国家的需求。”
这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宋志平指出，以中国建材为例，中国建材开始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建设包括水泥厂、玻璃厂、新材料厂等在内的厂房，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从而在将满足沿线国家建设的同时，将富余的能力给到需要的地方。
钢铁行业也是如此，中钢股份副总经理宫敬升表示，中国的钢铁行业既大且强，在国际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和核心竞争力，不仅产能、产量、出口量都是全球最大，钢铁的质量、品种也最优、最全。
从中钢本身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案例来看，宫敬升认为，中国在为当地提供原材料，将中国的铁路、港口装备带出去的同时，还帮助当地企业建设钢厂，把中国大型冶炼设备、轧制设备、耐火材料带出去，并依托全球的营销网络对海外当地的钢厂包供包销。
但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不能是简单的竞争心态，宋志平强调，中国人走出去应抱着合作心态，为当地作贡献、和当地企业合作、为当地人民服务，才能在当地“走进去”后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晏志勇指出，在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的同时，也要体现中国新大国的风采，体现中国中央企业新的责任心、使命感。
晏志勇表示，中国电建在研究风险效益时，不仅考虑企业的风险效益，同时也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项目所在国建设这个项目可能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的风险和效益，以促成企业和当地风险收益的有机结合，“中国电建注重发挥理念和技术的优势，主动甚至免费为目的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为其研究编制国家或区域的行业发展规划。”
宋志平提出，未来将会和国内的企业合作，结合金融租赁等多种金融工具，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等技术，集合投资、管理、后续服务等全产业链，打造“一带一路”新优势，开创“走出去”的新时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成融合、包容和互利双赢的共同目标。
“一带一路”还需金融助力
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16年到2030年间光是亚洲的基建设施投资需求就将达到22.6万亿美元，每年约1.5万亿美元。
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鼓励搬迁政策却让部分资金从新兴市场中撤离，裕利安怡测算的数据是，2017年的贸易融资缺口约为1.5万亿美元，与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预期值相当。
而“一带一路”在建设初期，市场投资基础相对薄弱，项目盈利模式也不明朗。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表示，这可以让服务国家战略的开发性金融率先开拓市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撬动起其他商业性投资。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程漫江指出，目前政府资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里占大概70%的比重，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只有20%，国家开发金融机构多边机构占的份额是不足10%，“未来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是非常有潜力的机构。”
而合作也能够开拓更大的金融市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指出，一方面需要围绕金融相关业务进行合作，比如说在协同业务、同业业务以及PPP的业务等。
另一方面也要展开尽可能多的合作。杨再平表示，这“包括业务的合作，也有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在政府层面合作也非常重要。例如在支付清算上，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的21个国家签订了本币互换的协议，此外还需要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合作、互联互通上继续强化。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环球人民币应用策略主管凌嘉敏认为，绿色金融、证券化和债券通等工具会是解决融资难题，更好地实现“走出去”的解决方式之一，企业在“走出去”之后要“真正融合进那个国家，将企业变成真正的跨国企业，而不是做完两个项目就要走回来”。
对于“走出去”来说，合作是最重要的。杨再平认为，可以让金融合作成为“一带一路”金融支持的“降险法”，风险降低了，金融支持也会做得更好。
海通国际董事总经理黄少明则认为，落实“一带一路”的关键就是融资。政策性的贷款在风险分担上过于依赖国家，这使得“一带一路”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取决于国家和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
要解决资金缺口、提高资金的运作效率、有效分担风险，拓展资金来源是一个关键途径。黄少明指出，这可以发挥市场的作用，引进私人的金融机构融资或投资，这也需要提高“一带一路”现沿线国家的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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