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平、张辉叔侄的十年冤狱，从未像今天这样举国热议。个案能引来社会关注是好事，而且这份关注与讨论应该继续，并有必要深入。日前，张高平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谈到对参与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永不原谅”，并收回了此前“不想追究”的表态。
确实，在是非并没完全厘清之前，还真没到了去奢谈宽恕的时候。这也是各界聚焦张氏叔侄冤案，并接力逼问责任追究的用意所在。尽管诚如一些观点认为，“冤案的检讨如果仍然集中在个人责任的追究，而不是检讨制度存在的弊端，是没有意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个案后续不应局限于个人责任追究，不能成为轻易跳过个人追责环节的理由；制度有缺陷，司法环境不如意，也不足以为彼时的办案人员进行开脱。
如此荒诞的冤案为什么会发生，还会不会发生？有必要提到几个细节，据新华社的报道，本案由于存在明显问题，“审判人员中当时就有人提出明确的无罪意见，但最终未被采纳”。《南方周末》报道，围绕是否再审张辉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所幸“最终启动再审的意见占据主导”。显而易见的冤案，竟还会被“激烈讨论”，现在回看，是该庆幸呢，还是真的只能庆幸呢？不由想起至今仍再审无望的河北聂树斌案，是否也还在内部“激烈的争论”中？
借由张氏叔侄的冤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再被讨论，如何杜绝刑讯逼供的天问又一次重启。但严格来讲，张氏叔侄冤案不能算非法证据规则的实践案例，倒确实是刑讯逼供的恶果。为什么那么多执法者热衷于刑讯，对刑讯逼供甚至欲罢不能？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载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也做了很大程度的保留。在其第54条中，绝对排除的非法证据仅为“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而对刑讯所得口供辗转取得的物证、书证等派生证据则分情况对待，只有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时才被排除。
刑讯获取的口供是为“毒树”，若非毫无例外地对非法证据予以绝对排除，则意味着“毒树之果”还有侵害公民的危险。在本案办理过程中，依据犯罪嫌疑人供述逐渐构筑的所谓“无懈可击”的证据链条，便是“纯口供”办案的恶果，现在回看除了荒诞，更要能反思。刑讯于案件侦破而言，依然卓有成效，而且即便刑讯被披露也不会有人真正负责，这将是最恶劣的司法示范。
必须有人为两个无辜公民的十年牢狱之灾承担责任，绝非不依不饶，而是要有起码的正义底线。费尽周折，案子有重新翻过来的一天，殊为难得，围绕本案的善后问题，接下来的核心有二，其一是启动国家赔偿，其二便是责任追究。3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对外公开承诺“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但究竟如何一查到底，却并未看到具体的步骤。
甚至就是在一省的公安机关为张氏叔侄冤案公开道歉的时候，也并未看到哪怕一名当年办理本案的具体个人，有忏悔、歉意的表示。包括被公众百般奚落的“无懈可击”聂姓女“神探”，也包括与其一同办理张氏叔侄冤案的其他人员。那些曾让服刑地检察官闻之夜不能寐的刑讯逼供讲述，究竟是哪些办案人员所为？必须彻查，要有个交待。此前的不少冤案在以各种凑巧的原因平反之后，或不难拿到国家赔偿，但对具体责任人的追究却总是不容易。
如果说国家赔偿追究的是机构责任，那么针对个案启动渎职调查，追问的便是执法者的个人责任，二者构成“虽迟到，但依然要完整”的正义本身，互相之间无法替代，更不可偏废。也只有对个案责任人的严肃追究与处理，才能真正建立起敬畏，为执法者划出边界。那么，张氏叔侄的十年冤狱，能否成为终结过往“跛足纠错”的里程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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