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常林锋在北京海淀区中央财经大学家属院的家起火，其妻马晴燕葬身火海，常林锋本人也被烧伤。随后，常林锋被控涉嫌故意杀人罪、放火罪，2010年5月一审被判死缓；2011年4月，北京市高院以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2013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指控罪名不成立。
因检方证据不足，被控涉嫌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的常林锋被宣判无罪，此为近年来少有的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的刑事判例。正因为它少，所以它成为新闻，而其所以进入公共讨论范畴，还在于该案所涉及的“疑罪从无”原则，虽早已名列法典，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却步履维艰。与之相应的，则是某些所谓“疑罪从轻”现象的盛行，包括聂树斌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在内的诸多案件，其根源亦要归因于此。
王书金出现前，没有人会想到那个“凶残的犯罪分子”聂树斌可能是枉死的，就像在“死者归来”之前，没人会觉得佘祥林真的无辜一样。现在需要拷问的是，究竟是怎样的力量使得那些原本无罪的公民，在几天或者几十天的审讯中，奇迹般地“供认不讳”了。无辜公民的离奇遭遇，谁会是下一个？谁又能确信轮不到自己头上？而疑罪从无，便是为此创设的制度性防线。
疑罪从无原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派生标准，用T V B律政剧的流行说法，那就是“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现行刑诉法中的“无罪推定”表述，而当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时，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便应当认定其无罪，即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尽管，这并不代表对真正犯罪之人的轻纵，因为一旦有新证据证明其有罪，刑事诉讼程序依然会被重启，但即便有这样的兜底保障，却依然难以做到，内中缘由何在？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罪，但依法做出的无罪判决所需要面对的，却是为办理刑事案件所启动的侦查、公诉程序，以及作为工作考核存在的结案率甚至错案率，当然还有被害人家属的苦苦期盼。也正是基于这些非法律的各色考量，并且经由行政权力、政法协调的压力与干扰，司法变得身不由己。以常林锋案为例，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常林锋在有罪供述和无罪申辩中游移，即便是有罪供述，也存在诸多细节矛盾与疑点，而对此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及超强度审讯嫌疑。个案无罪之后的追责与追究程序，也让司法裁判不得不顾及所谓“兄弟单位”的压力。
最重要的现代刑事法律精神，法条表述微言大义，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是要多难有多难，而且逐渐异化为控辩双方(乃至侦控审三方与辩方)的拉锯，而忘掉了疑罪从无同样是对检控各方的要求。长期以来，“疑罪从轻”倒成了所谓体制内良心的表现，在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形下，以从轻发落的方式，为案件“留个余地”，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的结果，便是“留余地”的产物，但事实上“疑罪从轻”的实质，首先便是疑罪从有和有罪推定，然后才存在量刑上的从轻考量。公民无端被诬，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身陷囹圄，抛开司法正义不谈，不审慎的司法对公民个体所造成的伤害，终将是无法弥补的。
“疑罪从无”判例，从根本上说是对人们观念的某种颠覆，究竟是“宁枉勿纵”，还是审慎而为？在某些甚至可能是全民皆曰“有罪”的氛围中，能否守住“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底线，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考验，也是对社会与公民理性的考验。“犯罪嫌疑人”称呼引入刑事程序很容易，但从程序到实体，从口头到内心，都认同“无罪推定”的现代法治精神，并竭力遵奉贯彻，却一定是一场艰难的跋涉。常林锋案作为“疑罪从无”的难得判例，应当有常态化复制的可能，这是对司法专业化、独立性提出的考验。
法律必须被信仰，包括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法律精神同样必须首先被信仰，才有真正实践的可能。而也正是这些原则的广泛实践，才可能真正保障每一个公民都免于恐惧，享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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